崔丽丽被性侵后维权之路艰难，老板仅赔三千元

东莞松山湖律师获悉

崔丽丽正在书房对涉及诉讼的文件进行整理，这个地方对她而言，如同一个避风港。（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影）

遭受性侵后，崔丽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无法发声。她的喉咙仿佛被细小的玻璃碎片所阻塞，内心充满了许多想要表达的话语，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开口。这种现象是身体对突发事件的生理性反应。

她的上司因性侵罪行被判处四年监禁，并需赔偿她三千元。然而，她却因此被公司解雇，失去了年薪高达百万的销售总监职位，与十七年的职业生涯挥手告别，同时还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她依旧在医院里接受心理辅导。现在，独自乘坐地铁、入住酒店这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举动，都让她心生畏惧。

提及那起事件，崔丽丽依旧感到太阳穴紧绷，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她内心充满愤怒。作为受害者，她不禁质疑，为何要独自承受如此多的后果？她决心为自己讨回公道。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人们在遭受严重创伤事件后可能出现的精神健康问题，其主要表现为频繁回忆创伤经历、极度警觉和情绪沮丧等症状。在刑事判决确定生效之后，她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精神障碍患者通常难以被认定为工伤，然而崔丽丽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在获得工伤认定决定书后，她随即向劳动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诉求公司支付她在停工留薪期间应得的工资及额外费用。到了2025年3月，天津市津南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了裁决，要求公司向崔丽丽支付超过113万元的款项。

公司对工伤认定及劳动仲裁的结论持不同意见，故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该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

事件尚未落幕。在短视频平台，崔丽丽亲自现身镜头，分享她的维权历程以及心理康复的经过。众多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向她留言，她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崔丽丽无法将所发生的一切视为无物，重返往日的生活。她所承受的伤痛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消散。她心中所想，待这场诉讼尘埃落定，或许她能投身于女性权益保护的事业。她开始尝试将个人经历与更广泛的话题相结合：诸如，如何降低女童遭受性侵的可能性；在酒局上，面对劝酒，该如何妥善应对。

这不仅仅是一个女性在遭受性侵犯后寻求正义的经历，而且还是一位职场女性在困境中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她致力于恢复自我发声的权力。

商务宴请之后

2023年，崔丽丽年满39岁，担任天津某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市场销售总监。自一年多前加入该公司以来，她已下定决心，全力以赴。这家企业名为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特种车领域，彼时正筹划进军乘用车市场。崔丽丽决定再尝试一次，从头开始拓展业务。她期待着几年后，若公司成功上市，凭借持有的原始股，或许能实现财务上的独立。

崔丽丽每月大约有二十天都在外奔波，她的女儿正就读于小学。为了事业，她几乎与女儿的重要时刻失之交臂。她坚信辛勤付出终将获得回报。丈夫对她评价道：“工作对她来说，似乎比待在家里更为轻松。”

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崩塌了。

2023年9月，崔丽丽及董事长王豪等一行人前往杭州拜访客户。这标志着她入职公司以来成功争取到的首个乘用车客户。此次合作能否达成，关键在于此次的会面。到了22日，星期五的晚上，崔丽丽与王豪在一家日式料理店设宴款待了客户。

饭局即将展开，王豪对她叮嘱，务必确保客户喝得尽兴。她明白，王豪的意思是要大家畅饮，而她则需要负责倒酒、摆菜、结账等后勤事宜。

大约过了一小时，王豪和客户共同饮尽了一瓶720毫升的清酒。随后，她收到了王豪的一条微信信息，“你陪我多喝一些，我这边快喝完了。”

她感到有些意外，毕竟自己的酒量并不出众，在商务宴请的场合，通常只是“来一杯，去一杯”，可这次却突然需要她负责应酬。然而，面对领导的指令，她不能选择逃避。于是，崔丽丽便成为了与客户共饮的主力。

快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她起身去寻找服务员结账，随后又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包厢。回到包厢后，发现桌上又添置了两瓶清酒。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记忆中，次日拂晓四时左右。她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身处王豪的卧室内，全身赤裸，衣物则散乱地铺在地上。那是一间标准间，王豪正安睡在另一张床上。

她拾起衣物披在身上，在朦胧中遗漏了穿鞋。抵达自家的房门前，房卡却无法开启房门，她只得返回王豪的房间取回鞋子。随后，她向前台寻求帮助，得以顺利开门。她只记得，那时酒精尚未完全消散，她晕眩不已，泪水不断流淌。

上午九点刚过，她轻敲了王豪的房门，心中好奇昨晚究竟发生了何事。王豪向她解释，她饮酒过量，他便叫了出租车，一同将她送回了酒店。他指向她躺过的那张床，提及她曾呕吐于其上。然而，崔丽丽并未察觉到床上的污渍。

崔丽丽迫切想要弄清楚的是，自己醒来时为何不着一丝衣物。然而，她并未将疑问说出口。她心中忧虑，或许是在醉酒状态下，给了王豪可乘之机。

当天午后，王豪踏上了离去的路，而崔丽丽则选择留在酒店，继续为9月26日的客户汇报做着准备工作。她一边制作着PPT，一边不断回想起那个问题。然而，她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片空白，无论怎样努力，她都无法回忆起任何相关信息。

汇报当天，崔丽丽与王豪在客户企业相遇。会面之际，往昔片段涌上心头：床上，王豪曾紧紧握住她的手，封住她的唇，示意她保持沉默。那一夜，她不敢脱去衣物，整晚都坐着未眠。

27号那天上午，她拨通了丈夫吴东（化名）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委屈，“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凌。”

“何为‘感觉’？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吗？”电话那头，吴东显得有些恼火。

我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进入他房间的，而那时我已是醉意朦胧。她感到愧疚，毕竟已年近四十，“多年闯荡江湖”，她却发现自身仍缺乏最基础的自我保护意识。

崔丽丽在当天从杭州返回天津。她感到十分困惑，甚至到了报警的地步，更别提去查看监控录像了。

10月3日之前，她未曾返回杭州，但在吴东的提醒下，她终于重归此地；此次回杭，她以寻找遗失的手串为借口，并在酒店内查看了监控录像。

在视频中，王豪将她紧紧抱在怀中，径直向他的住处走去，她看起来仿佛已经熟睡。酒店的工作人员曾试图进行阻拦。一位前台服务员向崔丽丽透露，王豪带着她进入酒店后，她亲自为王豪办理了电梯卡的刷取，并且通知了保安，以便他们能够为二人打开房门并刷取房卡。

保安发现王豪将崔丽丽带入了自己的房间，随后敲响了王豪的房门，并提醒他将崔丽丽送回她的住处。王豪并未作出回应。不久，前台工作人员给王豪的房间内座机拨打了电话，询问是否需要将崔丽丽送回，王豪回应表示无需，随即挂断了电话。

隔壁房客的录音

决定报警，不是件容易的事。

崔丽丽在酒店查看了监控录像后，立即拨通了远在杭州的好友曾雅（化名）的电话。通话中，她情绪激动，泪水涟涟，倾诉着自己遭遇了“队友”的背叛。

夜幕降临，两人并排坐在酒店的卧榻之上，共同商讨应对的策略。她们曾探讨过是否应该选择报警。然而，对于房间内究竟发生了何事，她们并未发现更多的证据。此外，报警这一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崔丽丽在汽车领域耕耘了十七载，该行业的圈子相对较小，一旦报警，消息很可能会迅速传遍，她未来在同行中的处境将变得十分尴尬。

曾雅回想起来，崔丽丽的态度十分坚决，她坚信不能轻易屈服，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她们在笔记本上详细列出了一系列打算向王豪追问的问题，并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策略：先与王豪正面交锋，观察他的反应。

崔丽丽当时心想，若王豪痛哭流涕地向她诚恳道歉，坦白地讲述事情经过，并解释道自己因饮酒过量而犯下错误，“我无法原谅他。”然而，她或许会选择辞职，悄无声息地离开公司。

不过，她没等来道歉。

2023年10月6日，国庆节假期结束后公司恢复上班的第一天，她一大早就来到了王豪的办公室。王豪向她解释，由于无法进入她的房间，所以只得将她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而，这与她在监控录像中观察到的情况并不相符，她断定“王豪在说谎”。

崔丽丽告诉王豪，她已经去杭州看了监控，计划报警。

当天午后，王豪通过微信向她表达，无论自己醉到何种程度，都不应将她带入自己的房间，更不应脱去她的衣物。然而，其他的事情并非你所想象的那般。他还提出，可以由崔丽丽的直接上司担任调解人，商讨赔偿事宜。这成为了王豪与崔丽丽之间的最后一次沟通。

王豪期望你能明确地提出你的需求，他会对此进行思考。在10月8日这一天，崔丽丽接到了她直接上司的短信。“我不再打算与他交流。”崔丽丽这样回复道。她迫切地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2023年10月10日，事发第19天，她在杭州报警。

经过六个月的审理，于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王豪构成强奸罪，并对其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同时判决其赔偿崔丽丽经济损失三千元。判决下达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自案件发生至判决下达，王豪未曾表示过认罪态度。《方圆》杂志，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报道指出，王豪的陈述频繁出现矛盾，各份供词内容各异，其中部分说法已被证实为假。在庭审的尾声，王豪更是指责崔丽丽为“未能勾引成功便反过来诬陷他人”，而崔丽丽与他谈话的真实目的，据称是为了诈骗钱财。

案件最终被判定为强奸，这一结果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发现。《方圆》杂志报道指出，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谢轶在查看酒店监控录像时发现，王豪将崔丽丽带入房间大约半小时后，住在隔壁的客人小高打开了房门，并且走到了王豪的房间门口，甚至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谢轶与小高取得了联系。事发之际，他察觉到隔壁房间传来了床铺移动和撞击墙壁的声响，以及女子微弱的呼救声，于是他立即用手机将这些声音录制下来。在录音中，可以辨认出王豪的声音，而其中的女性声音“显然并非与他进行对话，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呻吟”。

崔丽丽并未出席审判。直至目睹判决书，她方才洞悉自己遭受性侵的具体情况。在此之前，她始终抱有一线希望，认为那只是王豪对她实施了强制猥亵，并未发生实质性性行为。

他对我如此信任，怎么会做出这种行径？她心中困惑不已。王豪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拥有天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精通技术，并且曾在天津工业大学担任过职务，她是将他视为可信赖的“战友”。在她们的工作交往中，曾雅对王豪的印象是他外貌朴实，是社会公认的“优秀人才”，实在难以置信他会犯下侵犯下属的罪行。

崔丽丽的状况并未因案件的判决而有所改善。她整夜无法入眠，脑海中不断交替出现两个画面：一是工作日结束，她和王豪及一位下属在酒店走廊边闲聊业务，王豪称赞她并向下属推荐她，还提到她的到来为公司注入了新的希望；二是事发当天凌晨，她从王豪的房间出来，却发现自己无法打开房门，只能无助地坐在酒店走廊上哭泣。

她的丈夫陪同她前往了一家知名的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就诊。然而，她并未向医生详细说明具体遭遇，只是陈述了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并表达了希望获取治疗失眠的药物的需求。

在那段日子里，崔丽丽时常能听见王豪呼唤她的名字，这声音仿佛紧箍咒般让她头痛不已。她甚至难以独自外出，对周围的人也不再抱有任何信任。即便是与陌生男性共乘一部电梯，也会让她心生恐惧。

《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工伤认定办法》的最新修订版，其条文内容广泛，涵盖了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视觉中国|供图）

“99.9%认定不下来”

不仅是王豪，公司的处理方式也让崔丽丽失望。

事件发生后，她向自己的直接上司请了假。在2023年10月27日这一天，她惊觉自己已被排除在公司的微信群里，无法进入办公系统，同时，她的工资也已经被暂停发放。

案件判决完毕后，崔丽丽最初计划与该公司进行赔偿协商。她向公司提出要求，希望补发从事件发生到判决期间半年的薪酬，并包括合同期限内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工伤赔偿，总计相当于18个月的工资。

双方商定，2024年4月18日，即判决下达后的半个月，为最终的协商截止日期。当日午时，公司一位副职领导与崔丽丽在一家咖啡厅会面，提出了具体的补偿方案：包括半年的薪资和解约补偿，总计相当于十个月的工资，但公司并未接受工伤赔偿的要求。

崔丽丽回忆说，她立刻表明了自己对这个结果的不认同。随后，陪同副总一同前来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从手提包中取出了一份文件，文件上明确指出：崔丽丽累计旷工达110天，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因此决定终止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崔丽丽未曾料想，原本的协商竟演变成了如此局面。于是，她离开了咖啡馆，前往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提交了工伤申报的申请。

崔丽丽经常受到媒体的询问，她不禁要解释，为何会萌生申请工伤的念头。在众多性侵案件中，一旦性侵犯者被判刑，受害者往往选择不再公开发声。

崔丽丽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她当时已近四十岁，心智更加成熟，且拥有更强的能力去应对接下来的纷争。再者，若被公司解雇，她将承受高达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吴东觉得，妻子遭受失业的打击极为沉重。他与崔丽丽是在高中补习班相识的，那时他就觉得她并不像一般年轻人那样活泼，除了偶尔唱歌、看电影，似乎没有其他特别的兴趣爱好。崔丽丽大学时选择了日语专业，毕业后不久便在天津的一家日本车企开始了实习生涯，之后便在汽车行业稳定下来，因为她认为“工作能给她带来快乐”。

在决定申请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向东莞松山湖的律师进行了咨询。其中一位律师对她说：“几乎不可能认定成功，何必自找麻烦？”另一位律师对她的坚持感到困惑，认为她已升至总监之位，“为何连这样的打击都难以承受？”

李莹担任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曾代表处理超过二十起职场性侵案件。然而，在她所代理的案件中，尚无一起涉及工伤申请的案例。

南方周末记者得知，在人们普遍的观念里，工伤往往指的是身体上的直接伤害，而精神上的损害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则极为罕见。此外，由于性侵案件往往缺乏直接证据，且被告人往往不承认，因此在刑事层面上的认定比例并不高，甚至在公安阶段都很难立案，更不用说后续的赔偿了。李莹认为，崔丽丽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因此“没有那么多束缚”，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

崔丽丽原先以为认定工伤的过程会相对简单快捷，然而实际上所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超她的预期。在2024年4月18日的下午，当她亲自前往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递交相关材料时，她才恍然大悟，原来仅凭遭受老板性侵的事实，并不能直接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她必须提供医疗诊断证明，以此来证实性侵给她带来的伤害。

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若要确认精神上的伤害，必须前往指定的专科医院接受检查，完成三个月或十二次的治疗后，方可获得相应的医疗诊断证明。南方周末的记者随后联系了津南区人社局的工伤科，意图获取有关认定程序的详细信息，但工作人员回应称“不便透露”。

无论能否被认定为工伤，若不及时接受心理治疗，个体将遭受严重伤害。2024年4月23日，吴东将她引荐至人社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进行心理治疗。进入心理治疗室后，她开始向医生倾诉自身所经历的种种遭遇。

在2024年7月的初期，经过12次的治疗过程，她成功获得了诊断证明，该证明明确指出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7月16日，她再度踏入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的办公场所。当天，该局迅速接纳了她的申请。

性侵事件本身不能直接作为工伤认定依据，受害者必须提供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以此证实性侵所导致的伤害。（视觉中国|供图）

九千多条评论

崔丽丽在等待的日子里，于日记中记录道：“我最畏惧踏入的两个地方，一是安定医院，二是人社中心。踏入安定医院，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脆弱；而走进人社中心，我则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同时感到自己的渺小。”

性侵导致的精神疾病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较为罕见，但并非绝无仅有。2017年，在湖南长沙，一位女工在夜间值班途中不幸遭遇了一名男子的性侵。尽管女子奋力反抗，但男子未能得逞，女子因此被诊断出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在人社部门未将其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下，女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过一审和二审，两级法院均判定女子的情况符合工伤条件。二审判决明确表示，《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将精神损害的后果排除在外，只要所受伤害的后果与遭受的暴力侵害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便满足工伤认定的基本条件。

如何确定精神疾病与性侵犯之间的关联性？经过津南区人社局对崔丽丽申请的处理，三个月后，她接到通知需进行一次专业鉴定。崔丽丽在一间办公室内，面对鉴定专家、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公司代表等十余人，再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不幸经历。

崔丽丽每次再提起此事，都如同再次受到伤害。每当夜幕降临，闭上双眼，她眼前便浮现出那家酒店事发时的走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以至于桌上的咖啡杯也随之震动。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继续讲述。她已不再感到羞愧与自责，取而代之的是对加害者的强烈愤怒。

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具体发生在2024年6月5日的夜晚。在那个时刻，她刚刚开始在天津市安定医院接受治疗，而她的工伤申请尚未得到处理。

当时间接近晚上10点钟，曾雅在浏览微博时发现了一条热门话题，“女子出差期间遭受老板性侵，隔壁租客拍下了重要证据”。文中，化名为“袁琳梅”的受害者所描述的遭遇与崔丽丽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于是，她将这条微博的链接转发给了崔丽丽。

崔丽丽发现，这篇文章发表在《方圆》杂志上，其中一位作者竟然是此案的检察官谢轶。该文在微博上获得了超过两亿的阅读量，吸引了近九千条评论，并且有五十多万人次给予了点赞。

自晚上九点接近十点起，直至次日拂晓四至五点，崔丽丽彻夜未眠，逐一浏览了所有评论。在此之前，仅有她的丈夫、曾雅、负责调查的人员以及心理医生知晓她所承受的一切。在评论区，有人对她表示鼓励，“勇敢地报案，实属不易”；有人为她争取后续的赔偿提供支持；还有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她并未做错任何事，却失去了工作和健康”。

崔丽丽感慨道：“多亏了网友们。”次日，她与谢轶取得联系，透露自己每晚都饱受失眠之苦，而看到热搜后，失眠的情况愈发严重。然而，这一次的情况与以往大相径庭。她心中所想的是，众多陌生人给予她的鼓励，让她下定决心要更加坚强地生活下去，勇敢地去做一些事情。

6月11日，她向某家报社的举报邮箱投递了一封邮件，并接受了采访。在记者的介绍下，她认识到了伊藤诗织，并且对一些性侵犯、性骚扰案件有了初步的了解。

伊藤诗织成为了日本历史上首位敢于公开自己的面容与姓名，勇敢揭露性侵行为的女姓。在2015年4月4日的夜晚，她醉酒后不幸遭受了职场前辈山口敬之的性侵。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最终决定不对此案提起刑事指控。此后，伊藤诗织毅然选择了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最终，在2019年12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认定伊藤诗织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定她胜诉。

采访结束后，崔丽丽回到家中，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耗时超过四个小时，阅读了伊藤诗织所著关于个人经历的书籍《黑箱：日本之耻》。

崔丽丽坦言，过去的她热衷于工作，对于汽车行业之外的社会动态，她鲜有关注。然而，在阅读了伊藤诗织的作品后，她感受到了与远方人士的某种联系。这种感觉让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孤立无援。

2024年8月12日，相关报道正式发布。此次报道中，出现的人物并非“袁琳梅”，而是转换成了崔丽丽。

那晚，她将将近四十位客户引入了微信社群，并向群内投放了一封告别函——在职场领域，她已淡出视线将近一年。在告别函中，她谈到了自己发声的初衷，“愿为那些在职场黑暗中挣扎的姐妹们带来一丝力量，哪怕这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我定会展现出对开拓业务领域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不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千千万万职场女性的权益，坚持到底，她在信中如此表述。

崔丽丽梦见了一幕。在梦中，一个身材瘦削的男子正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无人为他让行，他不幸被撞倒，一条腿被撞得高高飞起。尽管如此，他依然艰难地一瘸一拐地奔跑。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马路中央，挡住了后续的车流。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从车上下来，对着后面的车辆大声呼喊：“你们难道没看到有人被撞了吗？”随后，有些车辆停了下来，而有些则选择绕道而行。那个断腿的男人，捡起他的断腿，继续往前跑。

她坚信，那位失去腿部的男子正是她自己的化身。“自事故发生以来，那些曾亲近的人对我伤害不断，而那些素未谋面的好心人却一次次伸出援手，拯救了我。”

“战争”还没完

崔丽丽持续奔跑着。关于工伤认定的进程在2024年12月2日取得了新的突破。她拿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明确指出，“崔丽丽同志遭遇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现正式将其认定为工伤”。

崔丽丽拿到工伤认定后，精神状态仿佛打了鸡血般焕然一新。“看来以后无需再频繁就诊心理医生了？”她不禁对吴东如此询问。

接下来，需与该公司商讨工伤治疗期间的停工留薪补偿金额，若协商无果，则需启动劳动仲裁程序。经过一番核算，她预计此事最迟将在2025年上半年得到解决。

2025年1月21日，崔丽丽与公司之间的劳动仲裁案件首次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崔丽丽发现公司对工伤认定结论持否定态度，并已向津南区人社局提起诉讼。而在此案劳动仲裁开庭的前一天，津南区法院已经接受了这一案件的审理。

公司方面提出要暂停仲裁程序，其依据是劳动仲裁的审理必须参照企业诉人社局的案件判决。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仲裁员随即宣布暂时休庭。

崔丽丽的病情随着事态的演变，反复无常，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时起时伏。她的心理医生曾直言，这是他从业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病例。

持续的刺激接连出现。起初，崔丽丽的治疗重点已转向如何重返社会，然而在劳动仲裁审理暂停之后，她再次陷入了与那起伤害事件的斗争之中。

2025年3月4日，仲裁程序得以重新启动。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指出在诉讼进行过程中，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应被暂停。因此，即便是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崔丽丽的工伤认定依旧保持了其法律上的有效性。

在法庭上，崔丽丽回忆起往昔的伤痛，身体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失声的哀鸣。庭审落幕之后，她不仅食欲全无，更是言语难出。为了度过漫长的时光，她独自一人蜷缩在家中二楼卧室内，连续两天都在沉睡之中。

吴东向她透露，在审判日当天，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吸引了超过千万次的观看，并且获得了近八十万的点赞。这无疑是她受到关注程度最高的一段视频。这些流量完全是网友们“投”出来的。崔丽丽这才意识到，她收到了许多平台发送的推送通知，告知她又有网友愿意为她支付费用来增加她的视频流量。

她无法发声，于是将那些“投流”内容一一截图，汇编成视频，并附上文字：“感谢各位，待我归来。”这些微小的鼓励如同细流汇聚，编织成一张坚实的网络，支撑着她前行。

2025年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一项裁决。该委员会认定，德科智控公司违法终止了劳动合同。据此，裁决要求双方继续执行合同，并规定公司必须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周六加班费以及带薪年假工资等，总计超过113万元。

这一次松山湖律师，崔丽丽并未因获得工伤认定而感到兴奋。双方之间的争执尚未结束。依照仲裁的相关规定，对于不认同裁决结果的一方，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有15天的时间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截止日期之前，崔丽丽向津南区法院递交了诉讼文件，其中不仅提出了德科智控公司应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等相关费用的要求，而且还索要了因往返杭州取证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补偿。与此同时，公司方面也对她提起了诉讼，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是合法的，因此公司无需承担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赔偿责任。

2025年5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与德科智控取得联系，意图获取事件处理的相关信息。崔丽丽的直接上级透露，案件目前正处于审理阶段，因此她无法接受采访。

2024年4月23日，崔丽丽抵达天津市安定医院，开始了她的治疗过程。（视觉中国|提供图片）

回不去了

又一个春天悄然流逝，在期盼案件进展的日子里。崔丽丽漫步于小区，目睹嫩叶抽出，渐变翠绿，心中不禁感到一丝落寞：世界依旧按部就班地运转，而她却仿佛停滞不前。

她多数时间选择待在位于二楼的书房里，那里对她而言如同一个避风港。除了偶尔前往医院，她鲜少踏出家门。即便只需步行十分钟便可到达的菜市场，她购买食材时也会一次性储备足够一周所需。

吴东为她设定了一个计划，即每天早晨两人共同驾车送女儿去学校，随后他又将她送回。在车中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这便构成了她一天中的社交活动。尽管如此，她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各种借口推辞：不是身体不适就是起不来，她去学校的次数只能按月来计算，“一个月最多只有一两次”。

吴东心想，若妻子能在家里轻松地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剧来放松心情，那也是可以的。然而，她却总是待在书房里整理资料、制作短视频、回复私信。社交平台推送的内容，总是与她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

在家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执。譬如，女儿上床就寝时未能将拖鞋摆放整齐，东倒西歪，亦或是女儿未能将睡衣妥善归置，这些情形都足以让崔丽丽情绪失控，大声疾呼。在与家人共处时，她的“狗脾气”总是难以抑制地爆发出来。

吴东略显无奈地说：“这是在拿我们撒气吗？”他向女儿解释道，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敏感，需要大家的体谅。女儿没有再继续多言，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知道了”。女儿还是个小学生，吴东心里不禁疑问，她是否真的能够理解妈妈的感受。

他常常心情沉重。某次，崔丽丽咨询完心理医生后，医生将他引至治疗室，意图与他交谈。崔丽丽却婉拒了，“我不认为我生病了”。

2024年的岁末，夫妻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吴东仍旧期望妻子能够重返昔日的职业领域。在那片汽车行业中，她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人脉，无论是重返职场求职还是自主创业，都将带来丰厚的收益。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实在是不值得。

“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又去跑业务。”崔丽丽说。

“怎么不可能？”吴东反问。

“你说怎么不可能？我走到哪都是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

吴东抽了自己一巴掌。

目前，他对未来之事的思考变得不再频繁。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自事件发生以来，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中。他承担起接送孩子上学的责任，每周都会陪同妻子前往医院，同时还要处理案件的诸多事宜。他们并未聘请东莞松山湖的律师，而他本人则是崔丽丽案件的诉讼代表。

吴东冷静下来后认为，耐心是关键东莞松山湖律师，“火车尚未完全通过，你不能急于穿越这个路口。即便心急，也必须等到火车完全驶过。”

列车何时才能驶离？面对妻子，吴东并未显露太多情绪。他轻声对妻子回应，缓缓也无妨，毕竟诉讼拖得越久，她的影响力愈发显著，能够完成的事情也会更多。

近期，崔丽丽赴京参与了某视频访谈节目。在录制过程中，她泪水横飞。回到家中，她对于当天的表现深感遗憾。她本不欲诉苦，然而面对镜头，情绪却难以自控。

吴东对她进行安慰，指出录制过程中的表现才是她本真的样子，并非始终如一地坚强，而是“既有脆弱，又有坚强”。她对此表示认同，然而内心仍觉得有必要联系节目组，补充录制一段。她渴望自己能够以更加平和、更加理智的态度为女性权益发声。然而，她又担心一旦愤怒消退，自己将失去继续抗争的动力。

在社交平台上，她扮演了支撑他人的角色。那些与她有着相似遭遇的年轻女孩们，纷纷通过私信向她求助，询问自己该如何是好。这些女孩大多处于二十岁左右的年纪，甚至有些还未成年。她们既不敢向家人透露实情，又无法找到其他的社会援助途径。她们在犹豫，是否应该报警？又该如何搜集证据呢？

崔丽丽心中所想，待她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后，她计划前往高校和企业进行演讲，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职场性侵害问题。“在我们新员工培训中，我们会教授进入工厂时需穿戴的安全装备，比如安全鞋和安全帽，然而，却没有人向我们传授，一旦遭遇性骚扰，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清明节假期，她同丈夫、女儿去爬山。

路上，有人认出了她：“你是丽丽姐吗？”

“不是。你认错了吧。”她赶紧摇了摇头。

归途中，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为何不坦率地公开表示，并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一同合影留念？

崔丽丽在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难得地露出了笑声。她表示，未来某日，她将更加勇敢地站上舞台。故事尚未结束，仍将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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